中医药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百花齐放，包罗万象。有经史子集，有琴棋书画，有各地方、各民族的歌舞戏剧，有数不尽的中华美食，有异彩纷呈的民族服饰，有各具特色的传统建筑，有各种传统节日和民俗习惯……其中，作为生命科学范畴的中医药学，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和丰富诊疗经验的医药学体系。

认识理解中医药学，如果仅仅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仅仅从医学的角度来认识，显然是片面的、不足的。中医药学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也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属性，这是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从基本假设和指导思想上看，中医药学的背后是中华传统哲学，包括元气论的宇宙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这些哲学思想是中华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规定着中医药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中华传统哲学宇宙观、自然观的重要命题和基本原理之一，《管子·五行》提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可谓揭示了中华文化的某种终极追求，同样也揭示了中医药学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

明代名医徐春圃说过：“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虽然医学在古代一段历史时期内被斥为方技而难与圣人之言的地位同日而语，但是由于临床实践的经验积累和思想理论的不断进步，医学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去伪存真，以其卓越的诊疗效果和严密的理论体系赢得了在中华文明中应有的地位。西汉之前我国就出现过一大批医药学专著，汉武帝时李柱国就曾专门校勘过医书。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医学典籍相继问世，奠定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魏晋隋唐时期，王叔和《脉经》丰富了诊断学的内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丰富了病因病机学的内容，中医学理论体系得到了极大充实。唐高宗显庆二年，由长孙无忌、苏敬等主持编修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比欧洲的《纽伦堡药典》早800多年。与此同时，专科方面的各项专著也相继涌现。宋代，各专科日趋成熟，专科体系相继确立。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并称“金元四大家”，他们将中医学学派争鸣推向高潮，开创了中医学术研究的新局面。明清时期，藏象理论、病原学说、温病学说更加完备。李时珍《本草纲目》、吴有性《瘟疫论》、王清任《医林改错》等一大批名医名著问世，将中医药学理论推向成熟。在《四库全书》中，“医家类”收录于《子部》，成为经史子集的一部分。可见，中医药学自有一条文脉从远古延绵至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脉的重要一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与中华传统文化在近现代遭到西方文化冲击一样，中医药学也在近现代受到了西方医学的猛烈冲击。晚清著名学者俞樾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留日医生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1922年著名中医师恽铁樵著书反驳废除中医药论，拉开了中西医辩论的大幕。中西医辩论到今天，已近百年。百年间，一大批务实的医药学工作者在“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下，推动着中西医结合，硕果累累。今天，中医药与西医药共同肩负着人类医疗与保健事业的使命，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著名国医大师任继学常对他的学生们说，“学深终有限，德高价无穷”；“医乃仁术”。任继学“读书不敢有懈怠之暇，临证不敢有粗心之诊。非欲成为名医，只求无愧于患者，无愧于自心而已。”儒家的崇德担当、道家的恬淡无争、佛家的明心见性，在他的妙手中融为一体，将中华文化之精髓展现无遗。国医名家胡永盛，对中医的理、法、方、药等理论有着极深造诣，在指导《伤寒论》的学习时，他说：“《伤寒论》距今有大约1700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时代发生改变，环境发生改变，社会心理及疾病谱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处方也要随之改变，所以学习《伤寒论》要跳出时代的局限性，要学其法，勿泥其方，要融入新的认识，在学习的同时创新和发展。”这种实事求是，革故鼎新的精神，同样也焕发着中华传统智慧的光芒。